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
导读
在董仲舒的观念中，《春秋》对既往灾异所蕴含的记录正是理解现时之天意的指南，而对君主来说，《春秋》作为天人交感的现实记载则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君主倘若能结合灾异所蕴含的道德原理来思考《春秋》中的各种类似灾异，就能发现自己的道德过错的来源，修正自己的行为并最终保住天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灾异之变就能使帝王警觉，反省理政当中的过失，减少施政当中的失误。
《尚书·洪范》（八、庶征）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上天的视听依从臣民的视听，上天的赏罚依从臣民的赏罚。天意和民意是相通的，要敬畏啊，有国土的君王！
孔子作《春秋》重灾异，每有灾异必书，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等等。《春秋》重灾异，是因为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
每当出现灾异和人为的治理失误时，帝王就会自我反省。
据刘向《说苑•君道》记载，大禹登上天子之位后，有一次在出外视察时看见犯罪的人，下车询问而并难过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大禹说：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天子，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
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他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伪古文《尚书·汤诰》）你们有善行，我不敢掩盖;罪过在我自身，我不敢自己宽恕，因为这些在上帝心里都明明白白。你们万方有过失，原因都在于我；我有过失，不会连及你们万方诸侯。
汉武帝在对董仲舒的策问中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缨盩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
概括其意思，就是只要累德行善，天下归心，就会召至天降祥瑞符命；反之，如若残贼百姓，人民离散，诸侯背叛，即会召至灾异。可见，灾异的出现乃是“天”对君王失道的一种警告，这就是“天·谴·说”，是董仲舒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的对君主的失道行为加以约束的一种思想。
他认为，天是一种超人间的支配力量，君权由天授，但天生民为之立君，应是“以君随天”，以天抑君，“屈君伸天”。“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欲有所为，宜求其于天”（《汉书·董仲舒传》），法天而行：“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春秋繁露·离合根》）君主要效法天道进行政治活动，选贤任能，泛爱群生，无为不私。
如果君主失道，上天就会以灾异警诫君主：“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汉书•董仲舒传》）上天先是降下来一些灾害提醒君主，使君主警觉，主动加以改正和补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灾异是天地之间的小变故，灾异的出现说明君主有失道之处。“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春秋繁露·郊语》）所以，君主一旦发现灾异，就主动检讨自己的行为，“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春秋繁露·五行变救》）如果君主无动于衷，不能救之以德，上天就会降下来怪异使他警戒恐惧。所谓怪异是指日食、月食、降雨石、山崩、地裂等，“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圣主贤君尚乐受忠臣之谏，而况受天·谴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应该忧惧、害怕，全面深刻地反省自己，检查自己治理国家的失误和过错，痛改前非，从“貌、言、视、听、思”各方面修省自己，调正治国理民之道。“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何谓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五事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春秋繁露·五行五事》）建元六年庙宇宫殿失火，他以《春秋》对武帝说：“《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汉书·五行志》）并举《春秋》中宫观庙社遭火灾的类似事例，阐明其中所包含的上天征诫的政治道德意味；然后转到当前的灾情上，指明时敝之所在，并顺势推出刷新政治的举措。所以，王充说：“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颇言灾异政治所失。”（《论衡·对作》）董仲舒的“天·谴·说”后来被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法典——《白虎通》，其《灾变篇》云：“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因此，“天·谴·说”以天道对统治者构成一定的威慑。
如何认识和评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言灾异？
皮锡瑞说：“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遗意。此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近西法入中国，日食、星变皆可豫测，信之者以为不应附会灾祥。然则，孔子《春秋》所书日食、星变，岂无意乎？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12年，第69页）
皮锡瑞来看，汉儒言灾异乃是以天人感应，“借天象”对君王失道的一种警告，使失德的君主知道恐惧，自我修省。后世有儒者以天人相分，遂言“天变不足畏”，以及近代西来科学以为天象乃可以预测，与人世灾祥无关，其实是遗失了汉儒本意。“天·谴·说”尽管不是一种科学理论，但在当时君权至上的时代，以天灾来警告统治者的失职行为，在君权之上树立起天的权威，对肆无忌惮的皇权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和制约。因为“在董仲舒的观念中，《春秋》对既往灾异所蕴含的记录正是理解现时之天意的指南，而对君主来说，《春秋》作为天人交感的现实记载则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君主倘若能结合灾异所蕴含的道德原理来思考《春秋》中的各种类似灾异，就能发现自己的道德过错的来源，修正自己的行为并最终保住天命。”（桂思卓著、朱腾译：《从编年史道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5页）
从汉代起历代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经常下“罪·己·诏”，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历史上第一次以“罪·己·诏”的形式颁布天下的是汉文帝。
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汉文帝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书·文帝纪》）
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古今许多学者都认为此诏书与罪·己·诏无异，因此将它称为《轮·台·罪·己·诏》。在这之前，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他对诸臣说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资治通鉴》）随后，桑弘羊等人建议在轮台屯田，用以征战，被汉武帝否决了，遂下《轮台诏》，主要就两件事反省悔过，一件是他穷兵黩武，另一件是他晚年昏庸无道。
他说：“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最后提出改正之道：“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汉武帝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就是认为汉武帝所犯的过失不输于秦始皇，只不过最终没有导致国家灭亡而已。据黄仁宇先生统计，在“二十五史”中约有二百六十份帝王的“罪·己·诏”，主要是对灾异、政过的自我批评和反省。
韩星
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名誉顾问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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